第0集『賣台？後藤桑の如意算盤 淺談日治初期的「台灣賣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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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集 小單元-『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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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島現代化！劉銘傳與蔣經國，的中間。』臺灣吧-Taiwan Bar 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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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油彩的化身》台灣美術巨擘-陳澄波 http://youtu.be/8Yx4dULO_jw?list=PL8F9ED7E186F94D3D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62/tony0562.html

晚清時期，劉銘傳主政台灣時，曾設置「西學堂」，嘗試引進西方近代教育的體制，但 因主政時間不長，劉銘傳去職後，新政多遭擱置。台灣真正實施普及化的西式教育，是從日治時期開始。

1895年（明治28年），日本正式領有台灣，日本教育家伊澤修二來台，擔任總督府第一任的學務部長 （相當於教育部長）。伊澤修二是日本明治維新時第一屆公費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1890年創立 「國家教育社」，呼籲日本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台灣總督府成立後，伊澤修二即發表《台灣教育意見書》， 主張以免費義務教育方式來普及日語，以有效統治台灣。台灣總督府欣賞其意見書，邀請其來台擔任總督府學務長。

同年，在伊澤修二規劃下，總督府在台北市士林的芝山岩（芝山巖） 的惠濟宮設立第一所「國語傳習所」，招收台灣子弟入學，學習日語。芝山岩國語傳習所即今日士林國 小的前身，是日治時代台灣教育的發源地。

不料，次年初即發生「芝山岩事件」（日本人稱為「六氏先生事件」），芝山岩國語傳習所的六名日籍 教職員遭到抗日群眾的殺害，伊澤修二因未在芝山岩學堂，而幸運逃過一劫。事後，總督府在芝山岩設立神社， 接受學生參拜，並視此地為台灣教育聖地。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親自題字立碑以悼念遇害的教職員。

圖：宜蘭南澳「蕃童教育所」（國語傳習所）

1897年，伊澤修二離台。這一年，日本在各地增設14所國語傳習所。1898年（明治31年），總督府將 「國語傳習所」改名）為「公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小學），專供台灣人就讀。日本人的子 弟則進入「小學校」就讀。

這種台人、日人隔離就學的教育措施，總督府是基於台灣納入日本領土時間 不久，台灣人不熟悉日語，因此採取權宜的隔離教育。「公學校」、「小學校」使用的課本教材 不同，「公學校」的教材較淺顯，內容不如「小學校」。雖是權宜的措施，卻形成台人與人日之間 教育的差別待遇。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獲得官方提供較佳的教學資源，形成日後升學競爭的不公平。

當時，「小學校」是由總督府出資設立，而「公學校」是由各庄街役所（公所）自行籌措經費。這是因為 日本領台之初，軍費浩繁，總督府財政困窘，無法大量設置「公學校」。各庄街的「公學校」，總督府只 負責教師薪資，學校校舍及行政經費須由各街庄自行負擔，能負擔得起的街庄，才准予設立「公學校」。

有些街庄的地方父老，為了使子 弟有機會接受教育，或者慨慷捐出私人土地做為學校用地，或者捐款集資興建校舍，直到今日，我們仍可 在一些成立於日治時代的國民小學校園內，看見這種捐修建校的紀念碑，見證了這一時期的教 育史（註1）。

當時，原住民兒童的就學率遠高於漢人兒童的就學率（註2）。 這是因為日本人為了加強理蕃事業，使原住民能歸順日本政府，因此總督府相當重視對原住民的教化，當時設置 的「蕃童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都是由官方出資，免費讓原住民兒童入學。教材的內容則較簡易，修業的年限 也比一般「公學校」較為縮短。

大稻埕公學校（1896年），今日「太平國小」。	角板山（桃園復興鄉）「蕃童教育所」。

圖：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899年）

初期除了設立「國語傳習所」之外，台灣總督府也設置「國語學校」。「國語學校」分為「國語部」及「師範部」， 前者是以學習日語為主的中等教育（初中程度），後者主要是為了培養「公學校」的學校教員，因此以招收台灣籍學生為主。

後來總督府將「國語學校」改稱「師範學校」。至1919年（大正8年）時，分別設有「台北師範學校」及 「台南師範學校」。

此外，台灣總督府為了解決島內迫切的公共衛生及醫療環境的問題，特別注意醫學人材的培養。1899年 （明治32年）時，設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專門招收台灣人子弟，實以醫學教育，修業五年。

1919年以前，日本在台灣實施的教育情況大致如以上所述。優秀的台灣子弟從「公學校」畢業後， 除了赴日本留學以外，在島內的主要的升學管道極為有限，一是進入「國語學校」師範部（後來改稱「師範學校」）， 畢業後擔任公學校的教員（例如台灣作家吳濁流）； 二是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成為醫生（例如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台灣民眾黨的創立人蔣渭水，都是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1919年以前，「國語學校」師範部及「總督府醫學校」是當時台灣的最高學府，也是培養 台灣知識份子的搖籃。由於這樣的背景，日治時代前期的台灣社會， 教師與醫生是主要的知識份子，普遍受到社會的尊敬；特別是醫生的收入高，更成為台 灣人羡慕的職業。許多家庭都以栽培子弟進入總督府醫學校就讀為榮。這種社會風氣延續至今 ，許多父母仍以子弟考上醫學院，培養子弟成為醫師為榮。

當時總督府為普及國語教育，需要大量的師資，因此國語學校的師範部採公費制（政府負擔學費）， 畢業後又有教職保障，因此也成為貧苦台灣子弟所嚮往的出路。因此，升學考試的競爭相當激烈。

台北師範學校。	台南師範學校。

圖：台中中學校（1915年）

1895至1919年之間，較著名的教育事件是「台中中學校」的成立。1914年（大正3年）， 台灣士紳林獻堂等人鑑於國內一般教育僅至「公學校」及「國語學校」的國語部，又都以學習日 語為主。因此結合台灣士紳，希望創辦一所專供台灣人就讀的中等學校。

在林獻堂 的倡導下，除了霧峰林家出資最多以外，台灣各地富賈如辜榮顯（鹿港辜家）、林熊徵 （板橋林家）、顏雲年（基隆顏家）、陳中和（高雄陳家）等人都慷慨捐資。當建校的經費籌措已足， 總督府卻不願讓台灣人創立自己的中等學校，遲遲不核准設校的申請案。

最後的妥協方案，則是由林獻堂等人將建校的資金捐贈給總督府，由總督府於1915年創辦公立的「台中中學校」。

「台中中學校」是日治時期第一所專收台灣人的中等學校（高級中學），即今日「台中一中」的前身。 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在台灣主要城市設立中學，日本人多就讀「一中」，台灣人則就讀「二中」； 唯獨「台中一中」例外，以台灣學生為主，日本子弟則就讀「台中二中」。

1919年（大正8年）1月4日，總督府首次發布《台灣教育令》，開始較有系統的建立台灣 各級（初級、中級、高級及職業學校）教育系統，但還是採雙軌制，日本籍學生的教育依據日本內地法令， 而台灣人就讀的學校，教育內容仍比日本同級學校程度低，修業年限較短。

這一年，日本首次指派文官背景的田健次郎就任台灣總督。田健總督為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世界各地興起的「民族自決」的思潮，統治採取較開明的作風，逐步取消台日教育的隔離 及差別對待。田健治郎任內，致力於公學校的增設，以普及初級教育。

1922年（大正11年），台灣總督府頒布《改正台灣教育令》，實施「台日共學制」， 初級教育仍維持台日隔離教育（公學校、小學校），中等學校以上則採台日共學制。

這樣的措施看來立意雖佳，強調教育平等，台灣人也可報考原本只收日本學生的中等學校，然而由於 中學入學考試都以日文作答，台灣人就讀的「公學校」，教材較日本人的「小學校」程度低， 因此入學考試往往無法與日籍學生競爭。雖然台灣學生在初級學校占了絕大多數，但中等學校及高等學校的 學生卻以日本籍學生占多數。只有以招收台灣人為主的「總督府醫學校」及「師範學校」才有較多的 台籍學生（註3）。

1922年，《改正台灣教育令》實施後，雖然台灣島內的中等學校及高等學校日漸增多， 但由於台籍學生處於升學競爭不利的情況，錄取的學生以日本人為主。因此，不少台灣人只好選擇前往 日本國內升學，形成赴日本升學讀書的管道反而比在台灣參加升學考試還容易的特殊現象。

 圖：台北帝國大學（1928年）

隨著台灣的產業逐漸發展，對於農工商業技術人材的需求增多，職業學校也成為總督府規劃教育的重點之一。

1917年，總督府成立「台北商業學校」（今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1919年，成立「嘉義農林學校」（今國立嘉義大學）， 專門招收台灣子弟為主。後來又增設「宜蘭農林學校」及「屏東農業學校」。工業學校、水產學校也都陸續增設。 這些日治時期成立的學校，在台灣光復後，校名或有變更，但大多延續至今。

1928年（昭和３年），總督府成立「台北帝國大學」（今國立台灣大學）， 成為日治時期台灣唯一的一所大學，也是台灣的最高學府。 台北帝國大學配合日本南進政策， 以研究台灣、華南及東南亞（南洋）等地的人文為研究重點，初期設立「文政」及「理農」兩個學部，後來陸續增設醫學部、工學部。 就讀的學生以日本人為主，台灣學生人數極少，且多集中於醫學部（原「台總督府醫學校」）。

1930年代，台灣教育制度最值得一書的是實施了國民義務育。當時全台各地兒童就學率逐漸提高，全面實施義務教育的時機 已成熟，於是總督府於1939年（昭和14年）制定《義務教育實施要綱》。1941年，總督府廢除「公學校」、「小學校」 的差別待遇，一律改稱「國民學校」。

1943年，總督府正式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屆齡學童強制必須接受義務教育。至1943年底，全台共有 1099所國民學校，小學生932,525人，兒童就學率達71%，在當時的亞洲僅次於日本國內，已接近歐美國家的水平。

日本統治台灣，所有的教育投資固然是基於殖民統治利益的需要，其高等教育明顯地排擠台灣籍學生，造成台灣人受教育機會 的不公平待遇。然而在初級教育方面，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消除文盲，提高人民素質，也為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奠定了相當 的基礎，這是不可否認，且應予肯定的歷史事實。

    「我是即將新上任的『台灣總督』，我想邀請你到台灣來擔任『民政局長官』。」四十六歲的兒玉源太郎，對著眼前這位剛從德國留學回來，才擔任過日本衛生局長兩年資歷的後藤新平說著。

早在中日甲午戰爭（日清戰爭）時，後藤新平就曾擔任過當時身為中將的兒玉源太郎的事務官長，兒玉源太郎很清楚後藤新平的能力。

    後藤新平抬起頭，望著眼前這位「未來的長官」，點了點頭。

    「太好了，有了你這麼優秀的屬下，我們一定可以把台灣治理得很好。」兒玉源太郎微笑地說。   

    「我想，我們要用科學化的方式來治理和管理台灣。」來到台灣前，後藤新平不斷思索該怎麼治理台灣：「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台灣人有台灣人的特質，，不能用日本的方法來治理；我得要先了解台灣人的習性，然後依照他們的習性，找出一套管理辦法來。」

    於是，後藤新平便設立了「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並對台灣人的居住地與族群做很完整的調查。

    「台灣人就是驚死（怕死）、愛錢、好面子。」後藤新平看完調查報告後，便規劃出各種統治方法：「所以我們對反抗者採用嚴厲的方法，同時對士紳好一點，籠絡這些讀書人，就可以用台灣人自己來影響台灣人。」

    「首先，我們要擴大警察的權力，讓警察來管理所有的事情，減少軍隊的干

預。」

    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隨後又頒布「保甲條例」與「匪徒刑罰令」，並以「鐵腕」方式，嚴厲地貫徹這些法令。光是在「懲罰匪徒」的部份，在後藤新平就任的五年間，就有三萬兩千人被「處刑」。不過，後藤新平卻也用比較寬容的態度，來對待這些願意被「招撫」的「匪徒」。

    「大哥，總督府公佈法令，他說像我們這種犯罪的『匪徒』，如果去自首，罪行輕的還可能免罪，還可以去幫忙日本政府工作。」這一天，一位看到總督府公告的小弟急急忙忙跑回去通報。

    「哼！我才不信這一套，我們是抗日義勇軍！我絕對不向他們低頭。」被稱作「大哥」的男人生氣地說。

    「可是……」

    「你們要去就去吧！要跟著我的人就留下來！反正我是絕對不投降的！」大哥站起來，對現場跟著他的手下們大喊。

    眾人紛紛低下頭來，不敢說話，他們每個人都聽說總督府要開始嚴格掃蕩的消息，這或許是一個活命的機會……

    後藤新平的方法確實收到效力，許多原本的反抗勢力就這樣轉變成協助總督府開拓道路、進行各種工程的力量。

    至於不願被招降的反抗勢力，後藤新平則是採用「軍事大掃蕩」的方式，將反抗者一一逮捕並判刑。甚至在1902年時，還曾在彰化、雲林、南投一帶，利用士紳假裝說服兩百六十五名抗日首領與義勇軍「歸順」，然後藉機把這些反抗勢力集中起來，一次屠殺、消滅。

    同時，後藤新平又設計了許多獎勵與籠絡讀書人的方式，例如招待八十歲以上的老人、邀請台灣各地有名的儒生到淡水來吟詩，自己甚至也用漢文作了一首詩；他更鼓勵各地設置漢文詩社，並在各種公開場合中禮遇讀書人。

    「我們更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

    於是，後藤新平不但引進新的製糖技術，更大力推動鐵路、公路與海港等交通建設。今天台灣的縱貫鐵路，絕大部分就是在後藤新平所主導興建的。他更開闢了著名的阿里山森林鐵路，但這雖然有助於台灣的現代化與經濟發展，卻也同時使得台灣豐富的森林資源面臨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其實，在後來兒玉源太郎擔任台灣第四任總督的期間，兒玉源太郎還兼任日本的許多職務，並參與了日本與俄國的戰爭，真正以總督身份停在台北的期間很短，根本無暇兼顧台灣政務。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當時台灣總督府實際上就是由後藤新平所主導的。

    雖然對於現代的我們而言，後藤新平的評價有不少爭議，但後藤新平的積極建設，使得台灣快速邁向現代化，更奠定了日後日本統治的基礎。

    不過，當1906年兒玉源太郎辭去日本總督後，後藤新平也跟著辭職離開台灣，回到日本陸續擔任過各種職務，並在1929年逝世。

＊請你挑選這整個故事裡印象較深刻的一段情節，畫一幅或多幅很簡單的想像圖出來：（可以用很簡單的人物表示，也可以替他們用漫畫的方式加上對話）

(資料來源:張崴耑老師設計)

圖片說明：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圖片來源：歷史文化網)

日治時期的專賣制度-補充說明

 今天社會課上到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內有提到「專賣制度」共有十項物品：鴉片、鹽、樟腦、煙草、酒、酒精、石油、洋火、度量衡、鹽滷等。到1945年6月17日廢除鴉片專賣，成為9項。

上網查了一下，再比對，原來「洋火」便是「火柴」。

日治時期專賣制度實施的過程中，依專賣品的種類，專賣事業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一八九七至一九○一年專賣局成立前，鴉片、鹽、樟腦以各自經營的形態實施專賣；第二階段：一九○一至一九四二年專賣品漸次擴及菸、酒、無水酒精。此階段專賣收入逐漸增加，專賣事業穩健地邁向高峰。第三階段：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戰時體制下，專賣品陸續增加，火柴、度量衡、石油等均成為專賣品，種類多達十種，專賣收益較前兩期增加。

以上資料來源：歷史文化學習網

• 《台灣學通訊》第45期 /專賣制度

認識台灣的樟腦

http://www.epochtimes.com/b5/8/3/4/n2031613.htm

台灣在漢人未進入開發前，最初的景觀便是原始森林遍佈，而樟樹為其中重要的組成樹種之一；原住民雖然知道樟樹不同於其他樹種，因為有強烈氣味的白色結晶物，但似乎對於製造樟腦之法不得其門而入，未曾朝此方向發展。

台灣樟腦在荷蘭據台時期之產銷，全為荷人所主宰，但記載不十分明確。後來，十七世初葉顯示，鄭芝龍(鄭一官)與日本交易，台灣樟腦就是項目之一。相傳製腦技術是由福建的漳州、泉州等地的移民（或軍民），因跟隨鄭芝龍、鄭成功來到台灣，製腦技術也隨之傳入，從此奠定了台灣樟腦事業的基礎。

遠在明末清初，鄭芝龍因得海運往來之便，就曾運過樟腦到日本銷售，這是台灣樟腦外銷的首次記錄。鄭氏時代的樟腦貿易，數量及產銷地點資料十分稀少，僅得知台灣樟腦已是鄭氏對外貿易中的一項產品。但我們可以總結地說：台灣樟腦業的發展是隨著鄭成功來台傳入製腦術而揭開序幕。

日治時代，政府規定住在名間至集集道路附近的每戶人家，在路邊種植一至三棵不等的樟樹，並且嚴格規定保證存活，如果枯死或其他因素死亡，必須補植，而樹苗是由官方提供，正因為日本官方的強迫性規定，使得這些民國29年種的樟樹苗得以順利存活下來，歷經60餘年，充滿夏日消暑綠意，十分好看，成為南投有名的「綠色隧道」觀光景點。

樟樹提煉出來的樟腦具醫療效果，中醫用來治療霍亂、疹癬、風濕，西醫利用來做強心針、治皮膚病和神經衰弱症。其他尚可成為香料、防腐劑等，也是賽路珞的重要原料。

【台灣百年人物誌】林獻堂

http://youtu.be/ihXQzHVy8kw

渭水春風  http://youtu.be/PY2weMH55fw 與陳甜的愛情故事

大稻埕的歷史: http://twatiutiann.pixnet.net/blog/post/185496587 

電影:大稻埕  

2014.02.08【台灣演義】蔣渭水

蔣渭水（1891年2月8日－1931年8月5日），字雪谷，台灣宜蘭人。為台灣日治時期醫師、民族運動者，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創立者，被視為最重要的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運動領導領袖之一。

蔣渭水一生倡立4個影響全臺灣的事業；史上第一個全臺性的文化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第一份臺灣人的報紙《臺灣民報》、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臺灣民眾黨」、第一個全臺性的工會組織「臺灣工友總聯盟」。
在白色恐怖時期，「蔣渭水」曾經是禁忌的名字。待解嚴之後，及至以台獨為核心宗旨的本土化運動發揚，政府傾全力發展台灣研究，台灣史頓時成為顯學。在「主流」的台灣史研究中，「蔣渭水」三字雖重新被提起，卻由於其濃厚的中華民族與孫中山色彩，反而一直無法掀起朦朧的面紗。 

蔣渭水8歲時曾受業於宜蘭宿儒張鏡光茂才，漢民族與文化的意識開始深植於蔣渭水的心中。醫學校時期，蔣渭水非常關心中國革命的發展，他的老同志白成枝稱蔣氏「在學中嚮往祖國，常著文痛論日帝暴政。」〔註6〕1910年廈門同盟會會員王兆培來台發展同志，1912年蔣渭水就被吸收為同盟會祕密會員。據其胞弟蔣渭川的追憶，蔣渭水亦曾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註7〕。 

此外，據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回憶，日據下的台灣青年非常關注中國革命的進展，當他們歡喜革命成功之餘，卻得知袁世凱欲稱帝，於是在蔣渭水的倡導之下，推舉翁俊明與杜聰明二人（均為同盟會會員），潛赴北京，計劃在水源地投入霍亂菌毒殺袁世凱〔註8〕。雖然計劃未成，蔣渭水在台北醫事學校另發起「國民捐」，以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並由周桃源帶去廣東支援孫中山。蔣渭川也曾回憶，蔣渭水曾親自募款三萬元，透過翁俊明送到廈門閩督許崇智的手上，當作革命軍的軍餉〔註9〕。就此可看出兩岸相互支援革命的密切關係。 

蔣渭水在1917年經營「春風得意樓」，這個酒菜樓是當時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各地革命分子間的「同志聯絡處」〔註10〕。而1920年蔣氏成立「文化公司」（文化書局），大量引介孫中山思想與中國政治思想的書籍。「中國」在蔣氏民族認同中之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1915年噍吧哖事件之後，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運動完全被鎮壓，此後進入以文化政治運動為主的非武裝抗日時期。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前，蔣渭水投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年，共15回），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真相》一文記載，日本殖民統治者眼中該運動的成員分為兩類：「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常時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相對的，另外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沒有多大的期待，重視本島人的獨立生存，認為即使復歸於支那若遇較今日為烈的苛政將無所得。因此，不排斥日本，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為目標，只專心圖謀增進本島人的利益和幸福。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只是對支那現狀失望以至於懷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而屬於後者的是以蔡培火、林呈祿為主。」〔註11〕此外，蔡培火在《灌園先生與我》一文中，將日據下台灣人分為「祖國派」、「台灣派」與「御用派」三類，而服膺孫中山思想的蔣渭水正是「祖國派」的代表人物。蔡培火的說法與《警察沿革誌》記載是相符的，由此可知，蔣渭水在日人與台人的眼中，都是一位堅定的中華民族主義者。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展之初，蔣渭水也投身於台灣文化協會的設立。蔣渭水以其醫學之專長，於1921年11月30日發表為台灣所開立的診斷書──《臨床講義》。蔣渭水開宗明義地指出，台灣的原籍是「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並且「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的血統，遺傳性很明顯。」「因為是前記聖賢的後裔，故有強健天資聰明的素質。」只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因為患了「知識營養不良症」，而成了「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必須以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兒園、圖書館與讀報社等「處方」加以根治〔註12〕。蔣渭水一方面明確地指出台灣人具有「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的血統」，另一方面主張台灣人的解放，必須要從改造文化知識開始，而促成1921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正式成立，並將其開設的大安醫院做為《台灣民報》在台灣的發行所與編輯部。 

• 日治時代的重要民族運動領導者蔣渭水先生，身為醫生卻感時憂國，為日本治下的台灣開出了「智識營養不良症」診斷書，掀起台灣首次大規模的文化啟蒙運動，日後曾被日人經營的報紙稱為「台灣人之救主」。本文為蔣渭水先生之孫，詳述其祖父從事民族運動的過程，以為紀念渭水先生逝世七十週年，同時也紀念那個有精神理想的年代。 ----編按

蔣渭水（前排左六）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於北港讀報社發會式（啟用式）攝影紀念。


　蔣渭水形容其所處的日治時代為「動搖的時代」。他說：「今日台灣的社會狀態，應稱為過度時代，或是動搖時代。……在動搖的時代，橫暴掠奪的帝國主義即將崩潰。另一方面亦意味著被侵略的弱者得獲解放。」蔣渭水就是「動搖」日本殖民政府的民族運動革命家。
 「蔣渭水」三字，意味反抗日人
 「那時僅僅提到『蔣渭水』的名字，就要受到日人當局的監視。在台灣民眾中間，『蔣渭水』三字，就是意味反抗日人，尤其意味反抗日本警察的語彙」。已故台灣史專家台灣大學 楊雲萍教授，比蔣渭水小十五歲，年輕時，因為常投稿︽台灣民報︾，結緣蔣渭水，他追憶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在日警高壓政策下對蔣渭水的敬仰。史學家戴國煇引用日人河原功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的統計，蔣渭水名字出現一四九次，排名第一；蔡培火八十八次排名第二；林獻堂八十七次排名第三。可見蔣渭水在抗日民族運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是警察黑名單的首位。這位拿聽診器的白面「醫」生，非武裝抗日的人權鬥士，成了殖民政府的眼中釘，警吏如影隨形，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穿著一襲長衫的蔣渭水，從不感覺害怕和驚惶，他光明磊落，深信他所堅持的政治理想。

 蔣渭水開設的大安醫院，是日治時代民族運動的大本營。醫院隔壁他經營引進新思潮的「文化書局」，書局中每天都有兩位高等特務（對付政治運動、文化運動的警察）佯裝看書跟監；台灣民眾黨被禁後，跟監特務增加為四位；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那時就讀蓬萊公學校（台灣人讀的小學），最喜歡的事就是和警察玩捉迷藏，下雨天時，車夫林寶財將雨簾放下，蔣碧玉溜進人力車裡，林寶財拉著人力車往外跑，警察不明究理，跟著車子猛追，這時蔣渭水從容不迫的出門從事政治活動。

 蔣渭水的筆槍墨彈，讓總督府難以招架。蔣渭水是民報的主筆健將，經常寫社論，抨擊施政，筆鋒犀利矯健，以如椽巨筆，刺中台灣總督府的要害。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蔣渭水在︽台灣民報︾發表社論︿豈有不許言論自由的善政嗎？﹀他指出台灣人並不是默默無言的，而是喉舌被壅塞了的。大聲討伐「言論的自由和束縛，是善政與惡政的分歧點。」指出「對於三百六十萬的台灣人，到此日還不准許其存立一個民眾的言論機關於島內。這一層，我敢大書特寫說：是台灣惡政中的惡政。」

http://memory.ncl.edu.tw/tm_2007/hypage.cgi?HYPAGE=index.htm

「臺灣記憶」系統內含豐富的圖書文獻、史料、圖像、新聞影音及歷史人物資料，這些包括了文字、聲音、影像等各種型態的珍貴史料文獻，在經過詳細的詮釋分析，以及數位化的處理後，以「圖書文獻」、「圖像」、「史料」、「人物」、「事件」、「特展館」等各項主題來呈現歷史的臺灣，記錄臺灣歷史記憶。目前系統內已經建置超過40萬餘筆詮釋資料(metadata)及80萬餘筆數位化影像及視訊檔案。

系統架構

建置臺灣記憶系統服務網站，前端『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系統』入口網站，提供一般民眾使用詮釋資料與查詢系統、隨選視訊服務、建置系統查詢服務網頁。後端則開發傳載各數位典藏單位詮釋資料（metadata）及數位物件(digital objects)的統一介面軟體與通訊方式，及各數位典藏單位上傳數位化資源之品質管理機制；發展集中管理的『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系統』；建置透過網際網路瀏覽、查詢及互動呈現之系統；建立多媒體分散儲存管理但集中檢索、文獻資源智慧財產權管理及授權使用應用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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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台灣民主國  
• http://youtu.be/lcVTk4SETRA

唐景崧男扮女裝落跑?....

• 東森財經新聞 現代啟示錄 台南抗日歷史 噍吧哖事件

http://youtu.be/uitJ2NNTcJs

• 今昔大對比:台灣日治時期街景對照

http://micnet.blogspot.com/2014/03/streetscape-comparison.html

國片《KANO》話題持續發酵，讓人不免回顧起日治時期的台灣，臉友姚桑去年就製作了台灣日治時期的街景對照，還加上經典註解，讓人看了心有戚戚焉！究竟是今非昔比？還是昔非今比？答案自在你我心中！

《KANO》六分鐘故事預告

http://youtu.be/PvBvkp-r4C4

l  甲午大海戰  http://youtu.be/7LVcx7PW000

1877年，一批少年學子懷著強國之夢登上海輪遠赴英國，進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在那裡他們登上了最新式的軍艦，學習到最先進的知識，並親自駕駛著清政府用重金購買的鐵甲巨艦駛回祖國。而他們的同學中就有一批日本留學生，同樣帶著強國之志，同樣駕著日本政府購買的軍艦向遙遠的東方駛去，年輕的日本天皇正等待著他們，以加速他同樣是學習西方的明治維新。

古老的紫禁城里，年輕的光緒皇帝立志變法強國，但慈禧太后才是真正的統治者，公然在朝廷上「垂簾聽政」，整個中國充滿腐敗。中國的海上，第一次出現了一支強大的艦隊，這些艦長大多是英美留學生，巨大的艦炮可以傾刻將目標轟成碎片。日本長崎、日本艦長們陰沉的目光迎來了到訪的中國艦隊，仇恨的日本民眾與中國水兵發生血腥的衝突，雙方炮口都迅速瞄準對方，戰火一觸即發……

長崎事件極大地刺激了日本，天皇率先捐款，全國一心發展海軍，尤其發展新式的快速炮，使海軍實力迅速提高；而在隔海相望的中國，為了討好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一座富麗堂皇的園林——頤和園已近完工，用來修建頤和園的錢竟是中國海軍的軍費。

致遠艦管帶 ( 艦長 ) 鄧世昌是北洋艦隊中一個不嫖賭不貪私的艦長，總兵劉步蟾的表妹早在英國時就愛慕他的一表人才，而鄧世昌堅守著傳統的忠孝倫理，不為其所動。這次小妹從英國帶回一個喜訊，英國願將一艘最新式的軍艦賣出，但眾人的喜悅很快化為泡影：朝廷因修頤和園早已無錢購艦，而修築頤和園的費用足以買上二十艘新式軍艦。當日本知道這一情況後，天皇再次帶頭捐款，每天只吃一頓飯，搶購下了這艘新式軍艦，並命名為吉野號。

侵略擴張的野心終於使日本發動了戰爭，鄧世昌在生日前一天告別了趕來相送的小妹，毅然駕著致遠號隨艦隊駛向茫茫大海。黃海大東溝，中日雙方海軍主力展開隊形，爆發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蒸汽機鐵甲艦隊的大海戰。海面上炮聲隆隆，水柱衝天，在這場決定兩國命運的決戰中，日本的快速炮顯出絕對優勢，而中國海軍的炮彈卻經常命中敵艦而不炸。北洋艦隊的軍艦連連被擊沉，而日本軍艦卻沒有一艘沉沒。關鍵時刻，致遠號突然衝出層層彈雨，裹挾著濃煙烈火，掛起衝鋒旗直向日本海軍的主力「吉野」號衝來，在彈盡重傷之時，鄧世昌毅然駕著烈火之艦決死相拼，水柱如林的海面上傳出他的吼聲：「我等從軍衛國，即使死，也要撞沉吉野！」但是在敵艦隊上百門快速炮的集中轟擊下，「致遠」號終於爆炸沉沒！悲憤交加的鄧世昌拒絕了戰友的救援，誓與「致遠」號同沉，但他的愛犬卻死死叼住他的肩頭不放，鄧世昌仰頭長嘯，狠狠心抱住愛犬一同沉入波濤，驚天泣地，壯烈至極！連日軍也肅然起敬，被後人敬為「中華民族近代史第一英雄」。

日軍大舉入侵中國，並在旅順進行了滅絕全城的大屠殺，全城只剩下36人。而此時的北京頤和園裡卻是一片歡歌，慈禧太后的六十壽典進行得如火如荼。

劉公島，北洋艦隊在港內進行最後的苦戰，日軍攻佔了陸上所有炮台，將炮口轉過來猛轟港內的中國軍艦，所有人都望眼欲穿地盼望陸軍的救援，然而幾路援軍全推託不前，甚至轉頭逃跑！孤守一個月的北洋艦隊終於彈盡援絕，軍心遣散，劉步贍等人拒絕了日本同學的勸降，親手炸沉了自己的軍艦後自盡身亡，一支曾威震東方的強大艦隊灰飛煙滅……

1895年1月14日，日本在明知釣魚島屬於中國領土的情況下，通過內閣會議決定將釣魚島改名為尖閣群島，歸為己有。

1895年，日本馬關。李鴻章被慈禧派往日本求和。李鴻章屈辱地踏上碼頭，昔日威風的總理大臣如今卻低頭俯首的哀求對手，卻不知日本早已破譯了中國的電報密碼！而且自己的國力也早就空虛，打不下去了。歷史就這樣把中國推向了更加苦難的深淵。日本要求中國割讓台灣島及附屬島嶼、澎湖列島、遼東半島，又提出了賠銀兩億五千萬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通商口岸等一系列條件。李鴻章憤然離去，卻被日本民眾襲擊，子彈打入臉部。不久後身在醫院的李鴻章收到軟弱腐敗清政府的答覆，同意日本提出的全部條件。

4月17日，李鴻章顫抖地在恥辱的條約上籤下恥辱的名字。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關條約》。

直到五十年後，中國以三千五百多萬人的犧牲換來日本在二戰中的無條件投降，台灣及附屬島嶼才回歸祖國。

又過了六十七年，一艘海輪駛過平靜的海面，一幅當年少年學子的照片飄落大海。而在那深藍色的海底，靜臥著一艘鐵甲艦的殘骸。

^[1] 清朝光緒帝追贈詩詞說：「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2]

l  1895 http://youtu.be/XDOrIh3H8SA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W8zqDxvsGQ

年以前，客家女子黃賢妹為苗栗銅鑼灣秀才吳湯興的未婚妻，卻曾與丫環意外被土匪擄去，後雖平安歸來，卻也遭鄉里懷疑清白，但吳湯興仍相信並依約與她成親。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割讓日本。1895年5月，士人丘逢甲等人成立「臺灣民主國」，推舉唐景崧為總統，年號永清。5月29日，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軍團登陸澳底，準備接收台灣。

苗栗客家仕紳吳湯興奉臺灣民主國之命令為義軍統領，開始召集地方鄉勇組織義民軍，就連居於北埔的「金廣福」姜家後代姜紹祖與頭份的武秀才徐驤也特地趕來響應。然而，吳湯興的母親並不支持兒子的行動，吳湯興的妻子黃賢妹即使不支持戰爭也只能繼續支持丈夫。同樣的，姜紹祖的母親也僅剩紹祖一個兒子，他的妻子陳滿妹也已懷孕，無奈的她們也只能默默支持自己的至親。

近衛軍團攻陷基隆後，6月11日泉州人辜顯榮代表艋舺士紳迎接日本軍進入臺北城。日軍佔領臺北後，開始南進政策。由吳湯興所率領的客家義民軍，由於熟悉山地地形，並且採取游擊戰術，在桃竹苗等地抗日屢屢告捷。親王意識到臺灣人民的倔強，並且宣告這並非接收，而是戰爭。

吳湯興組織的義民軍雖然在臺灣民主國的軍隊支援前需抵抗日軍三個月，但隨著糧草不足以及官員潛逃中國越處不利。土匪頭目林天霸雖率領土匪幫加入，但是仍然無法長期抵擋日軍的南進。姜紹祖所帶領的義民軍最後也遭到日軍圍捕，而姜紹祖則在獄中服毒身亡。

親王為徹底殲滅義軍的阻撓，開始實行「無差別掃蕩」。義民軍由於糧食與傷亡的問題退守苗栗，同時日軍也因水土不服，感染熱病而死亡的人數遠比陣亡的多。親王為了能將戰爭儘快結束，希望將義軍引誘到南進的關鍵地八卦山一決勝負。

吳湯興由於義軍撤退而得以返家，向母親請求糧食支援，但礙於天災人禍村莊的糧食也不足。黃賢妹深知丈夫面臨的艱苦，說服了婆婆並且將僅存的糧食送到吳湯興暫居的山寨。吳湯興將髮辮交給妻子，並且囑咐若不幸戰死，以髮為塚。隔日義民軍啟程前往八卦山，吳湯興一行人皆壯烈成仁。

義民軍瓦解後，戰事也大致告一段落，親王也因為得到了傳染病而死去。吳湯興之妻黃賢妹尋夫不成後，投井殉情獲救，而後絕食八日而亡。

l  Seediqbate 賽德克巴萊 http://youtu.be/yD1Mhl0MQVw 

                                         http://youtu.be/e-fbH6i_uyw (五分鐘精華版)

故事起始於19世紀末，世居臺灣島上的高山原住民賽德克族，向來以恪守祖先訓示，遵循四季流轉的方式，過著狩獵、農耕、編織、等各式傳統的山林部落生活。然而，自1895年（清光緒21年、日本明治28年）起的台灣日治時期，日人為了豐富的山林礦業資源，對各原住民部落採行嚴酷的理蕃政策。賽德克族逐漸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與信仰，男人必須搬木頭服勞役，不能再馳騁山林追逐獵物；女人必須低身為日本軍警家眷幫傭，不能再編織綵衣。最重要的是，他們被禁止紋面，逐漸失去了賽德克族的傳統信仰圖騰。驍勇善戰的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首領莫那·魯道，見證了30年來的壓­迫統治，看著族人過著苦不堪言的日子，心中反抗的種子逐漸萌生。^[6]

1930年秋冬之交，少數原住民為節省體力，使用鐵索將木材從山上移動到山下，但日本警察卻因發現木材被刮損後，便將賽德克族人鞭打的遍體鱗傷，使得族人們反抗與復仇的意念在心中滋長。^[8]某日，馬赫坡社的族人們正在為一對青年男女舉行婚禮，新任的日本駐警卻來巡視。莫那·魯道的長子達多·莫那（Tado Mona）熱情招呼日警飲酒，卻因警察不習慣這種不衛生的風俗，而莫名其妙地遭了一頓打；憤恨不平的達多·莫那同兄弟巴索·莫那（Baso Mona），把那位新任駐警打得頭破血流。因一場誤會種下日警和賽德克族的緊張關係，自此馬赫坡社便生活在日警報復的陰影裡。^[6]

幾天後，一群年輕人圍繞著莫那·魯道，強烈要求他帶領大家反擊日本人。莫那·魯道在「延續族群」和「為尊嚴反擊」之間思索良久，這時，他看見了圍繞在身邊這群年輕人的臉，他們幾乎都是一臉白淨、沒有賽德克圖騰的孩子。於是，他下定決心，並告訴那些年輕人：^[9]

“

日本人比森林的樹葉還繁密，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可我反抗的決心比奇萊山還要堅定！

”

——莫那·魯道

莫那·魯道語氣堅定地對著族人吟唱：「孩子們，在通往祖靈之家的彩虹橋頂端，還有一座肥美的獵場！我們的祖先們可都還在那兒吶！那片只有英勇的靈魂才能進入的獵場，絕對不能失去……族人啊，我的族人啊！獵取敵人的首級吧！霧社高山的獵場我們是守不住了……用鮮血洗淨靈魂，進入彩虹橋，進入祖先永遠的靈魂獵場吧…」^[10]

昭和5年10月27日（西元1930年），臺灣總督府為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去世，而舉行臺灣神社祭，而霧社地區則舉行聯合運動會。當聯合運動會開幕，所有日本人及其眷屬齊聚公學校之際，賽德克霧社地區的族人決定由霧社群馬赫坡社首領莫那·魯道率領馬赫坡、荷戈、波亞倫、斯庫、羅多夫、塔羅灣等六個部落的賽德克族人發起反擊。^[11]

當日清晨，霧社公學校（現今臺電萬大電廠霧社分部）運動會，由能高郡守小笠敬太郎主持開幕典禮，其他日本人都前來觀禮，這時預先埋伏好的賽德克勇士，在莫那·魯道攻擊號令下，立刻展開猛烈的突襲，在一陣毫無預警的混戰中，將運動場內全部134名日本人砍殺致死。^[6]

另一方面，莫那·魯道命令次子巴索·莫那（Baso Mona）潛入馬赫坡山取材地襲擊日本警察，並命長子達多·莫那（Tado Mona）潛入馬赫坡社警察駐在所，亦將日警及其眷屬全數格斃。後分成數隊，切斷日人對外的所有電話線路，陸續襲擊各部落之警察駐地，擄擭彈藥、槍械。藉此向霧社地區的各個部落宣告，反抗日本統治的戰爭已經開始，各個部落族人嚮應號召加入戰爭。^[11]

在震驚憤怒之餘，日軍旋即調度派遣駐紮臺中、花蓮的陸軍與警察，兵分兩路向霧社方面挺進；莫那·魯道率領族人抗敵纏鬥，之後輾轉退守到馬赫坡石窟。一場雙方分別為了資源土地與報復反抗的戰爭，就此揭開序幕……

----以上資料出處:維基百科---

l  漫畫．巴萊 (霧社事件) - 邱若龍http://documentarycomic.blogspot.tw/2013/08/blog-post.html

這是一個彩虹部落對抗太陽帝國的故事！ 

從前從前，有一支信仰彩虹的族群和一個信仰太陽的族群，有一天在台灣山區遭遇了，甚至為了彼此的信仰而戰。 

可是他們忘記了，原來他們的信仰是在同一片天空裡…… 

二十年前，為了繪製這本霧社事件的漫畫，作者邱若龍一頭栽進賽德克族的文化中。

邱若龍慢慢梳理出屬於賽德克人的「霧社事件觀」，不以趣味滑稽的風格譁眾取寵，而是以耗時五年的田野調查記錄為本，用治史般的考究精神，忠實勾勒出八十年前的歷史故事，並傳神描述賽德克人的民族特性，詳細考究各部族間所有對話、服裝、紋面圖案，各部落社名、各社互動關係、部落頭目等重要歷史史料。

故事雖然是講日治時代與日軍對抗的故事，其實真正要體現的是，賽德克族對祖先留下來的社會規範、價值觀，以及基本的信仰；以賽德克族的角度出發，完整詮釋整個族群為維護祖先流傳下來的Gaya（祖訓）所拚死一戰的勇氣。其中對於人性可貴的詮釋，更是共通且應該被正確傳達的部分。

有感於原住民根本的文化總是快速消逝，邱若龍更於一九九八年拍攝《Gaya──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紀錄片《Gaya》，期望以影像來留存住賽德克族的特色、故事、記憶與民族性，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多年來，邱若龍總不自覺肩負起平地與原住民族間文化傳遞與溝通的工作，除了漫畫，他也曾將台灣原住民神話傳說改編為動畫片，並擔任《風中緋櫻》電視劇美術指導，以及《賽德克．巴萊》電影美術顧問。 

●邱若龍小檔案

一九六五年生，復興美工科畢業，以研究歷史的精神，費時多年才繪製出台灣第一本原住民歷史漫畫。繪成之後仍研究不輟。因長年進出原住民部落，對霧社事件始末與賽德克族的生活形態的認識日益加深，並且也對台灣其他原住民的文化多有涉獵。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31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