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百年人物誌】林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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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春風  http://youtu.be/PY2weMH55fw 與陳甜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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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08【台灣演義】蔣渭水

蔣渭水（1891年2月8日－1931年8月5日），字雪谷，台灣宜蘭人。為台灣日治時期醫師、民族運動者，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創立者，被視為最重要的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運動領導領袖之一。

蔣渭水一生倡立4個影響全臺灣的事業；史上第一個全臺性的文化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第一份臺灣人的報紙《臺灣民報》、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臺灣民眾黨」、第一個全臺性的工會組織「臺灣工友總聯盟」。
在白色恐怖時期，「蔣渭水」曾經是禁忌的名字。待解嚴之後，及至以台獨為核心宗旨的本土化運動發揚，政府傾全力發展台灣研究，台灣史頓時成為顯學。在「主流」的台灣史研究中，「蔣渭水」三字雖重新被提起，卻由於其濃厚的中華民族與孫中山色彩，反而一直無法掀起朦朧的面紗。 

蔣渭水8歲時曾受業於宜蘭宿儒張鏡光茂才，漢民族與文化的意識開始深植於蔣渭水的心中。醫學校時期，蔣渭水非常關心中國革命的發展，他的老同志白成枝稱蔣氏「在學中嚮往祖國，常著文痛論日帝暴政。」〔註6〕1910年廈門同盟會會員王兆培來台發展同志，1912年蔣渭水就被吸收為同盟會祕密會員。據其胞弟蔣渭川的追憶，蔣渭水亦曾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註7〕。 

此外，據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回憶，日據下的台灣青年非常關注中國革命的進展，當他們歡喜革命成功之餘，卻得知袁世凱欲稱帝，於是在蔣渭水的倡導之下，推舉翁俊明與杜聰明二人（均為同盟會會員），潛赴北京，計劃在水源地投入霍亂菌毒殺袁世凱〔註8〕。雖然計劃未成，蔣渭水在台北醫事學校另發起「國民捐」，以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並由周桃源帶去廣東支援孫中山。蔣渭川也曾回憶，蔣渭水曾親自募款三萬元，透過翁俊明送到廈門閩督許崇智的手上，當作革命軍的軍餉〔註9〕。就此可看出兩岸相互支援革命的密切關係。 

蔣渭水在1917年經營「春風得意樓」，這個酒菜樓是當時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各地革命分子間的「同志聯絡處」〔註10〕。而1920年蔣氏成立「文化公司」（文化書局），大量引介孫中山思想與中國政治思想的書籍。「中國」在蔣氏民族認同中之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1915年噍吧哖事件之後，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運動完全被鎮壓，此後進入以文化政治運動為主的非武裝抗日時期。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前，蔣渭水投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年，共15回），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真相》一文記載，日本殖民統治者眼中該運動的成員分為兩類：「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常時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相對的，另外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沒有多大的期待，重視本島人的獨立生存，認為即使復歸於支那若遇較今日為烈的苛政將無所得。因此，不排斥日本，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為目標，只專心圖謀增進本島人的利益和幸福。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只是對支那現狀失望以至於懷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而屬於後者的是以蔡培火、林呈祿為主。」〔註11〕此外，蔡培火在《灌園先生與我》一文中，將日據下台灣人分為「祖國派」、「台灣派」與「御用派」三類，而服膺孫中山思想的蔣渭水正是「祖國派」的代表人物。蔡培火的說法與《警察沿革誌》記載是相符的，由此可知，蔣渭水在日人與台人的眼中，都是一位堅定的中華民族主義者。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展之初，蔣渭水也投身於台灣文化協會的設立。蔣渭水以其醫學之專長，於1921年11月30日發表為台灣所開立的診斷書──《臨床講義》。蔣渭水開宗明義地指出，台灣的原籍是「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並且「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的血統，遺傳性很明顯。」「因為是前記聖賢的後裔，故有強健天資聰明的素質。」只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因為患了「知識營養不良症」，而成了「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必須以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兒園、圖書館與讀報社等「處方」加以根治〔註12〕。蔣渭水一方面明確地指出台灣人具有「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的血統」，另一方面主張台灣人的解放，必須要從改造文化知識開始，而促成1921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正式成立，並將其開設的大安醫院做為《台灣民報》在台灣的發行所與編輯部。 

• 日治時代的重要民族運動領導者蔣渭水先生，身為醫生卻感時憂國，為日本治下的台灣開出了「智識營養不良症」診斷書，掀起台灣首次大規模的文化啟蒙運動，日後曾被日人經營的報紙稱為「台灣人之救主」。本文為蔣渭水先生之孫，詳述其祖父從事民族運動的過程，以為紀念渭水先生逝世七十週年，同時也紀念那個有精神理想的年代。 ----編按

蔣渭水（前排左六）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於北港讀報社發會式（啟用式）攝影紀念。


　蔣渭水形容其所處的日治時代為「動搖的時代」。他說：「今日台灣的社會狀態，應稱為過度時代，或是動搖時代。……在動搖的時代，橫暴掠奪的帝國主義即將崩潰。另一方面亦意味著被侵略的弱者得獲解放。」蔣渭水就是「動搖」日本殖民政府的民族運動革命家。
 「蔣渭水」三字，意味反抗日人
 「那時僅僅提到『蔣渭水』的名字，就要受到日人當局的監視。在台灣民眾中間，『蔣渭水』三字，就是意味反抗日人，尤其意味反抗日本警察的語彙」。已故台灣史專家台灣大學 楊雲萍教授，比蔣渭水小十五歲，年輕時，因為常投稿︽台灣民報︾，結緣蔣渭水，他追憶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在日警高壓政策下對蔣渭水的敬仰。史學家戴國煇引用日人河原功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的統計，蔣渭水名字出現一四九次，排名第一；蔡培火八十八次排名第二；林獻堂八十七次排名第三。可見蔣渭水在抗日民族運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是警察黑名單的首位。這位拿聽診器的白面「醫」生，非武裝抗日的人權鬥士，成了殖民政府的眼中釘，警吏如影隨形，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穿著一襲長衫的蔣渭水，從不感覺害怕和驚惶，他光明磊落，深信他所堅持的政治理想。

 蔣渭水開設的大安醫院，是日治時代民族運動的大本營。醫院隔壁他經營引進新思潮的「文化書局」，書局中每天都有兩位高等特務（對付政治運動、文化運動的警察）佯裝看書跟監；台灣民眾黨被禁後，跟監特務增加為四位；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那時就讀蓬萊公學校（台灣人讀的小學），最喜歡的事就是和警察玩捉迷藏，下雨天時，車夫林寶財將雨簾放下，蔣碧玉溜進人力車裡，林寶財拉著人力車往外跑，警察不明究理，跟著車子猛追，這時蔣渭水從容不迫的出門從事政治活動。

 蔣渭水的筆槍墨彈，讓總督府難以招架。蔣渭水是民報的主筆健將，經常寫社論，抨擊施政，筆鋒犀利矯健，以如椽巨筆，刺中台灣總督府的要害。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蔣渭水在︽台灣民報︾發表社論︿豈有不許言論自由的善政嗎？﹀他指出台灣人並不是默默無言的，而是喉舌被壅塞了的。大聲討伐「言論的自由和束縛，是善政與惡政的分歧點。」指出「對於三百六十萬的台灣人，到此日還不准許其存立一個民眾的言論機關於島內。這一層，我敢大書特寫說：是台灣惡政中的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