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訴那二位雪巴人：Som一定會回來
但他們卻說：妳們的嚮導一定嚇到逃跑了！
外頭一片新降的白雪，我正想著，直昇機會降落在那一片雪地上．兩眼迷矇的等著螺旋槳的聲音，但四周只有冷冷的空氣．
一直等到下午快四點多，Som的身影終於出現。
直昇機沒有來，因為電話被共黨份子破壞，無法聯絡上，Som從Pangboche(3,958公尺)帶了另外二個雪巴人上來把我背下去．後來我才知道Som為了救我，差點跪求當地雪巴人背我，為了付雪巴人背我的費用，我們身上的錢幾乎都花光了。 Som為了求救，一整天都沒吃飯,就在海跋4600公尺~3800公尺間來回奔波了7~8個小時，他從來沒有讓我擔心過任何問題，不讓我知道他受到的任何委屈，只見他滿臉憔悴，還萬般心疼地照顧著我。而二個同行的伙伴也必需在白雪皚皚的山徑中，帶著許多的擔心前行。
當晚在Pangboche休息，後來我才知道Lodge的女主人還以為我們很窮，用木板把Dinging Room的入口釘起來，不讓我們進去，只提供廚房讓我們休息。 在那裡陣陣炊事濃煙，為了要有繼續走的體力，我必需強迫自己吃下食物，記得那是一盤炒麵．Som隨時注意我的狀況，叫我不要理會主人的態度，這裡的做生意雪巴人真的完全已變得如此市獪嗎？怎麼跟我認知的雪巴人不太一樣了？ 一直下到2千多公尺的一個吊橋前，我全身虛脫地倒在地上，劇烈的咳了起來，真的不行了，我咳得很久，傷心極了，都快哭了出來，心中有許多吶喊，我也不想這樣啊！難過地對他們說「不要理我了~，我自己一個人走~」 沿路我生病的消息己傳遍當地，到了機場，許多國外的健行者都很關心我的狀況，有一位台灣來的女老師也跟我說我實在很幸運，遇到一位好嚮導，當她稱讚Som時，他的回答只是：「That’s my responsibility！」。
隔天我可以自己走較平緩的路，Som請了另一個挑夫幫我們背行李，一直走到天色已暗，我連像從排雲到塔塔加那樣的路都走不動，最後Som和Binod兩人輪流背我。路過Namche Bazar時，Som跟我們原來住的Guest House借好幾千元盧比，為了救我，錢都花光了，連吃飯住宿的錢都沒有，還要留一些錢租馬用
已經晚上六點多了，在3440公尺的NamcheBazar村中和自己的意志挑戰，如果不前進，明天根本趕不上Lukla回加德滿都的飛機，而共黨分子不知什麼時候又會回來攻擊機場，或者因天候狀況不佳而停飛。事實上，在一個星期多出發前，我們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飛機無法在lukla停，我們的guide才請航空公司轉飛到離lukla步行還有二天遠的機場，所以我們這次的路程已經比原來多了3天路，卻又要在同樣的時間回台灣。
痛苦的掙扎在一瞬間，心想這一路都是下坡，我應該還撐的住。Binod和som “拖”著我，真的是用”拖”的，像架犯人一樣衝下山。Namche地區從pm6:30~am6:00宵禁，可是為了趕路，大家冒著生命的危險，連頭燈都不敢點的快速通過。Som說：「我的腦袋瓜一片空白，也許下一刻睜開眼晴就看見我的神，上天堂了，因為我們隨時都有被誤殺(槍殺)的可能。」
心中隨即繚繞起數日前在Namche夜晚令人驚心動魄的槍響，心中覺得好對不起大家。抬頭仰望天際，璀璨的星空依舊，讓我想起去年(2001年)雪訓時在黑森林的星空亦是如此燦爛！
相信了解我的人一定可以明白，我已經到達心力負荷的極點。（那時，其中一個同行的伙伴已非常不悅，說：妳再咳，會害我們趕不上飛機）
通過吊橋後一層樓不到的階梯，我爬不完。Som和Binod他們冒著一個重心不穩，隨時就會掉下河谷的危險，如履薄冰地輪流背我，雖然我的意識己呈現半模糊狀態，但我在耳邊盡是他們努力苦稱的喘息聲，看著熱騰騰的汗水從額頭上滑落，掉到冰冷的雪地裡，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每當他們換手背我時，更是小心翼翼地深怕我不小心撞到地才放我下來，那時的我像極了易碎品，被他們保護到極點，而且他們都沒吃晚餐，也沒喝水。
由於體力不支，我的身體越來越冷，意識也越來越模糊，只希望一切都趕快結束，不要再讓他們受苦了。在恍惚之中來到一家lodge，大門深鎖，我己經沒有力氣睜開眼晴，只知道Binod把我抱在懷裡，讓我有安全而舒服的依靠。如此的真情讓我回想起來，深深覺得我真是個有福氣的人。
隔天Som又要一大早飛奔去lukla保留機位，因為我們可能會來不及，而我則花了美金80元，租了一匹馬，在眾目睽睽下騎著馬到機場，有時路太陡了，也要下來用走的，不然從馬背上摔下來可是二次傷害，這也是我這一生中騎馬時間最久的一次。
回到台灣和一些朋友討論我在山上的病情，我才真實的知道，我是一腳踩在鬼門關裡，也有些沒爬山或有爬山的朋友覺得既然會有那麼危險，為何還要去？
「山，就在那裡等我吧！」我心裡就這樣想著，不過他們大概會覺得我太年輕了不懂得珍惜生命。半年後，在書店看了一本單車旅行的書，其中一個作者在澳洲摔得非常嚴重，看了她的心情與感受及台灣朋友對他們的看法，我的眼淚無法控制地滑落臉龐，因為我的心情和她完全一樣，大部份台灣的人都只是說”你很幸運”，但在背後有許多的不認同。（如之後我曾收到一些認為我不該玩命的信）
回到台灣後，隱隱約約發現，有些朋友會不太好意思在我面前提起此事，總覺得得高山症是一件丟臉的事，或是認為我逞強，甚至覺得我不應該再去那麼的高的地方。那時，我體力很好，出發前有一些朋友也以為最沒問題的應該是我。而每天要走約7~8小時的路，一下子爬升那麼快，中間連一天休息也沒有，加上生理期，我認為自己並沒有做好高山適應，但我並不覺得這是一個丟臉的經驗，其實我看到自己生命中值得珍惜的部分，同時也活生生視見在安危下人性真實的一面。
其中同行的一位台灣伙伴認為我毀掉了她的假期，回來又跟朋友說：其實我的口袋還有藥，但是不能給wind吃，萬一發生什麼事，我怎麼辦？幸好這些話都是回來才輾轉從朋友那得知，不然當下的我會承受不住。我了解她的想法，當時冷淡的對待，雖然讓我看清現實，但我不怪她，畢竟，我讓大家處於擔心和緊張的狀態，大家也吃了苦頭．
--wrote in 2002--
不過，我會提醒自己，爾後的每一個海外的高海跋健行，我想著自己的經驗提醒大家，也更注意高山適應的過程。每個人都有不可預料會發生的事，我要以極大的努力開始組隊海外健行，特別是，我不希望自己組隊的目標只是”征服山”，所以我從不認為這是一種”遠征”！從來不用”攻頂”訴說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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