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技術與經濟的全球化，強大的全球流動力量挾帶著極端個人主義文化形成一股強勁的趨動政治力量，同時一個對立的抗衡—社區運動以不同的實踐方式與運動形式訴求對於環境、空間的認同想像，透過不同的認同想像，凝聚一種越界存在的地方感，這樣的地方感認同是一種在「社會關係與彼此協議的網絡中連貫不斷的行動」（鄭毓瑜，2005）[1]。
Creswell（2006）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中提到，「地方」成為一個對象，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們看見人地方之間情感依附和關連，看見意義和經驗世界，地方除了被觀看、研究和書寫外，在另一個美學空間的範疇下，地方透過觀看以不同藝術形式再現（represent），透過創作在表現意念上建構每個不同創作者眼中的地方，解構另一種對歷史、政治下的傳統凝視，另種顛覆性的力量在複雜多樣的地方經驗中應允而生。
淡水河、關渡對於我這個曾住在東部鄉村的異鄉人而言是一個熱鬧非凡的都市地方，建構淡水河、渡口的初印象即是紅樹林、招潮蟹、夕陽、船與鐵蛋，不少愛好攝影和繪畫創作者曾以此為一個創作地點，在呼喚歷史記憶的同時，以文本以外的方式記錄、塑造這裡的形象，試圖在另一個凝視（gaze）下，呈現表現對於地方的不同隱喻，以不同表現行式彰顯不同的藝術張力，而創作慾望也在這個觀看地方、經驗地方的同時和創作者的主體性間交錯流動著，讓主體在創作的過程中發展其能動性。慾望的流動同時映照著對其創作對象的種種經驗，由外而內的透過身體的感知而有不同的創意呈現，創作能量在理性與感性中，在畫布上交融起舞。
此張以關渡渡船口油畫形式表現的創作上，從線條、視覺、平衡、明暗、色彩、肌理中對我而言是一個挑戰和嚐試，作品的筆調節奏並不統一，也反映了作者內心的反覆與不確定。創作的過程中常提到作品的風格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我的畫調筆觸較為粗獷，在創作時，是一種直接的反應，一種欲為有為的形式在不自覺中隨著筆峰流轉，但是到最後卻會慢慢的收斂。
油畫寫生讓我再回到現場，淡水河的味道、不同光線的變化、馬達聲在河面上穿梭時泛起的陣陣漾瀾，此時關渡宮內又揚起呼應在地信仰的民俗音樂，以當下的氛圍感受地方的存在感。
這條貫穿台北盆地的淡水河流域是台灣的第二大河川水系，從一萬年前的長濱文化、到大坌坑文化、圓山文化、和多年前在淡水鎮內在馬偕護校旁與台北市交界處的關渡遺址發現，距今二千多年前的十三行文化分別和這條淡水河水系以採集、農業、漁獵不同的生活方式互相依存著，開始人和河之間的互動關係。
也許因為剛從坦尚尼亞旁，臨印度洋小島上的漁村回台灣不久，北部渡船頭的歷史漂漂的行進我的幻想海裡，現在看到的船叫做舢仔，也是拼板船的一種，對於漁船，我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浪漫遐想，臨河海為生的生活和同住在海島上的我，距離像是海平面到玉山那麼遠，北部，西部的河海，灰濛濛的一片，早期粗糙的河川整治公程，也把自然河岸水泥化，只有白鷺鷥不嫌棄，依舊用長長細細的腳於其上尋尋覓覓，而我只有依藉著沒有出航的舢仔，幽幽渺渺的想像。
在寫生開始之前，我看到碼頭一艘舢仔上，一位阿伯正在整理他的漁網，這是用網的漁民們必須要做的工作，就像我比較熟悉的攀岩活動前，必須先理繩，繩子在垂放時才不會糾結在一起，阿伯除了把網一節節的攤開再收好，同時也要清理網子上卡的小垃圾、枯枝等，他每二天會出去捕漁一次，所捕捉的魚就賣到當地的市場，令我驚訝的是，他一猜就猜到我大概是哪裡人，我問他是不是我比較黑的關係，他說：「靠山和靠海生活的人會有不同的個性，我自己感覺的。」這樣的對話也交疊在我的創作過程背景中，想像這個還以船來來往往生活的人們的渡船口。
在渡口寫生的經驗也喚起自己以往畫船的記憶，大概小學三年級，有一個阿兵哥在公車上說我很可愛，看我提著用牛奶缶做的洗筆筒裡頭裝著12色的水彩，叫我畫一張畫能夠代表台灣風景的畫送給他，結果我畫了一張花蓮港巨輪，其實我很不滿意，因為是看著課本亂畫，後來他真的跑到我家送了一盒36色的水彩給我，他現在應該有四五十了吧，真想告訴他，小時候我不認識其它地方，不知道台灣真的有划來划去的船在河上。
寫生的同時，沒發現自己一股腦兒就栽進畫裡，其實心情是緊張的，活動結束後才發現全身酸痛不已，但是透過繪畫讓自己的生活感知另有一種情感淌揚，同時也讓自己以不同的觀點接觸在地生活。
一張有鮮明的藝術個性及地方特色的油畫創作需與作者的切身生活體驗和感受為基楚，然而對於異鄉人的我而言，卻是透過另一種美學的路徑，以油畫創作感知地方與自己的關係與想像，讓身處邊緣的異鄉人有一個稍稍安身的繪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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