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白沙羅華語小學癈除與當地華人的保校運動

     多年前一個馬來西亞華人(亞才)用我聽得懂的華語敍說馬來西亞白沙羅華語小學保校運動的緣由,呼之欲出的眼淚,讓我從在台灣強勢的族群的安逸感中,深深感受同樣和自己有相同文化根源的華人,在另外的國家是相對弱勢的少數民族的困境。

     白沙羅社區現有3所國小,2所國中,白沙羅華文小學在社區裡是唯一的華文教育小學,在沒有任何協商下政府用高壓的方式關閉,而令人執疑的是這間小學並非人數不足被癈校,而是學校爆滿之下被迫搬遷和關閉,當地居民為了捍衛和維護新村社區的基本教育設施和華人族群的文化遺產,到目前為止發起了1000天的保校運動,在1000天的堅持與對抗中,所有留下來就讀的孩子就在學校對面廟宇廣場上課。在保校運動的同時,也促成了婦女的草根性運動,婦女在馬來西亞的社會地位上不被重視的,在許多公共場合裡婦女很少有發言的機會表達自己心聲。

     當教育碰上政治權力的操弄,教育就只能驅於沈默嗎?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中情況當然不會如此,但在剛形成、民主體制尚未成熟的國家中,再加上元種族共處的狀況下,各民族皆享有學習母語教育的權利似乎就無法被當成是一項基本人權了。霍布斯邦認為「語言」不全然是造成界定一個民族是否建立統一國家的要素,十九世紀初幾個獨立運動跟語言無關,但十九世紀末民族運動強調與語言有關係,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東南亞各國(除新加坡外)紛紛規範原住居民的語言為官方語言,如馬來西亞是馬來語和英語兩種,試圖限制華人的母語發展,以語言民族主義運用語言來控制國家。

     亞才告訴大家:「當校長、老師們在新學期開始時想帶著學生進校門,在升旗台前唱校歌這麼單純的願望時,隔天看到的是重裝武裝的警察包圍在校園外禁止我們入內,我們當場覺得自己好像是賓拉登的共犯。」替學生爭取受教權的教育志士們被如歧視真令人深感遺憾。

     當馬來語為官方語言時,在公共社交場合可以看到兩個會說華語的年輕華裔馬來人用英語交談公事,一般華人會說三種語言:馬來語、英語、華語,目前以華文教育為主的學校因人數過想設立分校是滯礙難行的。從一所華文小學封校後,馬來西亞政府當局對抗爭1000天的保校運動絲毫不妥協與承受國際輿論的批評下,似乎挑戰地華人的耐力與試圖漠視或打壓華人基本的教育權,在這個年輕、主權尚未鞏固在當地原居民(馬來人)的手上時,對待當地的華人也只有政治的認同(承認他們是馬來西亞國民)而已,沒有實施文化上的認同,尤其是當地華人往往在經濟上佔優勢,發展不平衡而引起的民族衝突;為了提昇原居民的地位,採取民族經濟平衡政策,限制外來移民的經濟發展,同時推行同化政策,在國家暴力的政權統治下,雖然華人具有文心和經濟的優勢,但我們可以預見這些優勢正在逐漸式微。

     安德森認為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在本質上為有限且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民族的身份確認植基於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中,對於馬來西亞或是東南亞國家試圖用同化政策來消除華人所面臨的族群矛盾,似乎使華人政治更加邊緣化,但這樣的威脅反而使華人更加團結,然而查爾斯.泰勒提出「承認的政治」認為,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公正地提供不同群體和個體的「承認」,就會構成一種壓迫的形式,要從過去脫離殖民附屬國向現代化國家轉化,同時解決各族群間的問題,是東南亞國家該思考如何建構其共同體,現代國家的民族不再只是一個具有名稱的共同祖先、傳說和文化因素的人群,而是超越族群性的結合的政治共同體。


在面對不同的空間或團體,民族主義的訴求其實就產生了相對性,而這個相對性的立基點在於區隔權力的分別,不論是大單位或是小單位,人都在尋求一個彼此的共通性,在發生被攻擊、剝削或者要集體創造既得利益時,能够有一個彼此「認同」的意識加以集結成力量。

 另一方面,若一個群體沒有需要特別聯合起來抵禦外來的侵略或得到好處,那麼強調是什麼民族是不是就無需如此強烈地定義?對於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這份纖密的情感及夾雜著的相互矛盾,如何以不同的空間與時間思考? 

不禁想到目前台灣新移民之子目前及未來的處境,學校裡仍充斥著這些人及其母方的文化為低等的認知,時時以”進步”為由讓人自覺卑劣.  而我們是”多數”,如果觀視文化的思維要以達爾文的進化論來看,那麼,已經忽略了整個社會結構與”多數”自身權力如何影響個人的選擇,直到把弱勢者逼退到邊緣之外,最好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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