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最後一團出關的客人，幾乎敏希辦工室的人都來接我們了>
其實我不想去木斯塘（Mustang)！
當數年前看過相關照片時，便覺得自己跟這裡不會有聯結。倒不是因為這裡需要付高額的入境費，而是，看見一張好像在沙漠裡的村落照片，好像走這條路會乾渴而死，讓我興趣缺缺。在2003年時，我也到過Jomsom和Muktinath，除了鐘愛的Marpha村(apple of city)外，並沒有想再來這裡的慾望。
<忘了說不要買那麼大的歡迎花圈，因為大家會不習慣，這次租的車更高級了>
幸好，這次同行有很好伙伴，讓我撫平了爭扎中的遺憾。（當取消Dolpo時，我深刻的覺得，彷彿這次去只是為了要認識大家似的）
尼泊爾健行公司的老闆羅閔希先生在機場告訴我要討論更改路線時，我心裡根本還在幻想著大家願意冒險，繼續到Dolpo健行。更期待奇蹟出現，譬如說忽然得到官方宣布疫情已趨緩和之類的好消息。但這些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像。我必需回到現實，等待接受一切的變化，包含心理的和生理的。
對於Dolpo期待的開始，是一部讓我在電影院看到最後淚流不止的電影「喜馬拉雅」。那時宜蘭電影院播放廳裡的觀眾好像只有2~3人，我拿的還是免費優待票，因為這部算是當時的冷門電影。我還在2004年寫下這段記憶。
電影「喜馬拉雅」是我出發前對尼泊爾第二個深刻的印象，劇中描述在尼泊爾西部的多波（Dolpo），由於位置十分偏僻，物資相當缺乏，與世隔絕的藏人 過著極為傳統、以物易物的古老生活方式，藉著採鹽礦，利用犁牛將鹽送至市集換取食物，電影中的古老、悠遠就是我對尼泊爾最貼近的想像。
這部電影在尼泊爾放映的時間也長達三個月，大部份的演員都是多波當地的居民，劇中年過七十的村長是多波真正的村長，他帶著炯炯有神的眼神，告訴法國導演艾瑞克瓦利，何不拍一部關於喜馬拉雅山子民生活的電影，很感動在這樣偏遠的地方會有一個領袖思考著讓自己的文化如何呈現在世人面前，電影演完，村民依舊照著原來的方式，一如往常生活。
看完電影，我暫時告別了台灣的山野，離開了部落，
「喜馬拉雅在那裡等我了！」
一直到踏上尼泊爾的土地，加德滿都的擁塞、現代與古代的交融，讓我有些錯亂，崎嶇不平的馬路上，幾乎都是計程車，而交通秩序絕對是台北人也想不到的緊張，更佩服的是行人閃躲的功夫已到了爐火存菁的地步，連平常膽大的我不禁也頻頻替雙方捏一把冷汗。街道上盡是令我心儀的紅磚房，大學時代的願望就是希望自己能住在紅磚房裡，才一到這裡，雖是異鄉，不同的穿著打扮，不同的五官，一幕一幕撂過眼前，但是沒有疏離，反而有一種親近的感受。
那時我還不知道那個犛牛掉下去的湖叫Puksundo，從電影螢幕映出的那一片耀眼的藍光，泛著藍漾之波的湖像是一種召喚，或是被催眠時下的暗示，我想到Dolpo去，想住在湖旁。（至少在台灣出發前，和同行的伙伴Smaru曾期待著)在2008年的冬季，Dolpo的相關旅遊海報出現在往聖母峰基地營地一個重要Namchibazzar的博物館。Puksundo湖和劇中村長的臉孔又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我眼前，覺得自己成熟些了(一年比一年老)，如果再不去，不知生命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而讓自己遠離了這些期待。
我鼓足了勇氣，加上原本要我再次糾團的朋友跟我說：下次妳要去哪裡健行，我們都要跟．於是就順著大家的期待，開始籌劃這次的旅程。從一年半前，對於當初要參加的伙伴們，我安排了幾次國內的高山體驗活動，因為大家年紀較大，需要多一點的高山經驗，才能更適應這一次連續十幾天的露營健行．後來大家對行程充滿恐懼，又不想花這麼多錢去看跟西藏很類似的景色，所以又忽然一個一個退出，那時，我真不知怎麼熬過來的，那幾天，我每天都在熬夜緊急處理這些事，因為離出發的日子才不過幾個月，心裡有一種想放棄的念頭，但小朱說他無論如何都要排除萬難參加，千萬不要取消了。我可以想像一個人充滿期待的要完成某些事，若因他人因素而影響，這多麼令人沮喪。但本團的第一個奇蹟出現了，就在我焦頭爛額的那一段時間，很快的，Smaru和蜍她們就率領著熟女軍團加入，小朱也約了他的弟弟（小良）和女友（秀秀）參加，己經被我通知後補無望的曉鳯又有機會，原來的伙伴退出和這些新伙伴的加入讓我有足夠的談判籌碼，跟老闆再往下殺價許多。
沒有想到，好不容易撐過這些後，已經踏在尼泊爾土地上，正以為自己隔天要坐著往Dolpo的我，要跟大家說明為何閔希要我們改路線的理由。我的腦袋轟隆轟隆的，像一陣雷在頭裡打著，但又不能顯露出太多失望的情緒影響隊員。
敏希列了3種選擇：1.捨命賠台灣客人，仍去Dolpo 2.upper Mustang 3.Dhaulagiri circut。
他對這些路線的說明還以顏色來區分：1.Dolpo屬於綠線，因為會在綠意盎然的森林中行走 2.upper Mustang則是黃線，大部分會走在乾燥的高原上 3.Dhaulagiri則為白線，我們將會有機會走在雪地上，完全的自然，因為一路上沒有住家。
到尼泊爾來健行有趣的部分就是以步行的方式經過一個又一個村落，所以第三個選擇很快被我刪除了，而且我們的裝備並未以在冰雪地上行走而準備。
敏希說了許多選擇Mustang的優點：1.申請許可證的費用很高（讓我們有賺到的感覺），這裡也是尼泊爾政府列為要保護而以價制量的區域，所以彌足珍貴，而且幾乎沒有台灣團進去過。2.到那裡去你就不用到西藏，這裡仍保有許多藏人古老的文化如一妻多夫、天葬等。3.可以加行程到Tilicho Lake（5200M)，那裡是全世界最高的湖，你們可以挑戰自己的高度。（但他那時根本沒提到Jomsom飛機已連續四天沒飛的消息)
我也跟敏希說大家並不想挑戰高度，而是要看那個地方值不值得去．看起來這些利多仍未打動大部分的伙伴，大家去Dolpo的意志仍是堅強，並沒有因為聽到痢疾疫情嚴重的事而馬上打退堂鼓。我還問小朱（因為他是獸醫）和秀秀（護士）帶的藥夠不夠，能不能對抗當地的痢疾。還把地圖帶去的尼國地圖攤開來研究疫區離我們要去的地方有多近，剛好最嚴重的區域就在二旁，但到底有多嚴重，我們無法想像。還跟敏希說：如果我們只待在飯店的房間裡都不出來，不喝當地的水，只喝礦泉水，等隔天就直接上山去，這樣是不是可以減少被感染的機率？大家還開玩笑說：看誰積的陰德比較多，如果去了之後沒事，就代表我們平常還燒了不少好香．
當時小良脫口而出說：如果改路線，明年還會再排去Dolpo嗎？蜍說：以後還會再去Dolpo嗎？小朱說：旅行本來就是要承擔風險！光是聽到這些直覺性的反應，和伙伴們對其它兩條路線渾然沒感覺的神情，我也可以體會的到，當時大家對Dolpo的期待有多高，當下我實在說不出敏希那時要我說服大家改路線的話語，只能將他所訴說的情形告知大家。
敏希擺明了就是要讓大家取消Dolpo，他說出一個令大家不得不放棄的理由：如果你們要堅持要去，我們仍要配合你們，沒有第二句話，因為這是我們當初說好的，也是大家來此的目的。我也清楚知道這個行程準備了一年半之久，只是在健行途中，我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包含你們和尼泊爾工作人員，任何一個人若感染痢疾，將會讓全隊受到影響，尼泊爾員工若因此有生命危險，我也將面臨極大的壓力。
聽了敏希的擔心，我仍舊要大家說出內心真正的想法，說出自己的意願，才能有結論。
我們一個一個發表自己的看法，幾乎全部的人都被敏希說的這理由所說服了，如果要去Dolpo，工作人員不只五六個，而是比我們去的人數還多。如果一被感染，則是一個接著一個，我們也許能顧的了自己，但不能讓尼泊爾的工作人員因此有生命的威脅。在高海跋的健行途中，有任何一個人發生狀況，即便是想再繼續，其他的團隊成員仍負擔著心理壓力，整個團隊完成健行的意志也會跟著消弱，就算是完成了，沈重的負擔也將讓健行蒙上陰影．大家花了那麼長的時間及不少的金錢準備這次健行，應該不希望有這樣的回憶吧！
敏希用他最懇切的態度請求我們選擇木斯塘說：所有的露營器材裝備食物，工作人員都已經安排好了，我們隨時準備等著你們的決定，只是大家明天必需在加德滿都等一天工作天，因為不管要去Dolpo或是木斯塘，需要跑完申請手續，如果這次不是情況緊急嚴重，我們不會臨時通知你們改變行程．
我問敏希如果是你，你想要去哪裡？他說：我想去Dolpo，但是我不能．
因為討論的時間花了二三個小時之久，在理智和情感的拔河下，似乎已偏向了某種決定．大家開始進一步詢問木斯坦的路況海跋高度.......等．當下並未馬上跟敏希確認所做的選擇，我還捨不得正式接受這個決定，只跟敏希說，讓大家再仔細想想看，晚餐後再通知他我們的決定．
接著，大家得先去換錢，我趁著小小的空檔先到對面的書局買明信片，一看到跟Dolpo相關的明信片，有一種捨不得放棄的感覺，明明知道要去Upper Mustang，我將地圖拿起來看看又放下，找不到熱切的期待，沒買．只能在一堆明信片中拼湊陌生的木斯塘，一找到相關的明信片，馬上告訴伙伴們，從這些行為中，安慰自己，慢慢接受這個改變．
＜吃完晚餐，已經接近台灣午夜，我跟伙伴說：如果現在跟敏希說我們仍要去Dolpo，他一定會昏倒＞
晚餐時，在一間老皇宮裡昏暗的牆壁上，又看見Dolpo發著藍光的相關海報，又像被雷打到般，為何一直讓我看見Dolpo呢?
第一次，我為自己不能去的路線而感到難過．因為自己的角色比較不單純，又得壓抑這些細微的情緒．
我不知道，失去這次機會，自己還會不會想去Dolpo，人是會變的．
關於＜喜馬拉雅＞電影的介紹：
「喜馬拉雅」的導演艾瑞克瓦利和西藏有整整二十年的交情，為了要以「喜馬拉雅」來記錄藏人真實的故事與真實的生活，艾瑞克不但花了兩年的時間和所有的演員溝通劇本，拍攝時遭到天候嚴峻的考驗，甚至在三個禮拜就碰到六個暴風雪。
1981年艾瑞克擔任「小宇宙」的編劇及攝影時，被西藏的風光深深吸引，從此與西藏結下20年的不解之緣。布萊德彼特在西藏主演的「火線大逃亡」，也特地請來「西藏通」艾瑞克來做攝影師。真正促使艾瑞克想要拍攝「喜馬拉雅」的人是片中的村長霆雷。他們倆在1983年趕犁牛的路上認識，有一次艾瑞克與霆雷一起觀看黑澤明的「七武士」時，霆雷告訴艾瑞克，可以考慮拍攝一個有關喜馬拉雅的電影，因為電影比起寫作和攝影更有力量。記者 湯志堅∕報導2000/11/04/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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